清雍正十一年（1733年），桐城派方苞编《古文约选》，为全国诸生提供范本。乾隆初又“诏颁各学官”，成了钦定教材，形成了“天下文章，其出于桐城”的一统局面。有人甚至说：“桐城之言，乃天下之至言也。”半个世纪后，有人却以未沾染“桐城文气”而庆幸，他就是别树一帜，与桐城派并峙而立的阳湖文派创始人恽敬，恽敬（1757-1871）字子居，号简堂。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举人。曾任咸安宫官学教习，以及江山、平阳、新喻、瑞金知县，南昌、吴城等府同知。他父亲“为人好善而嫉恶，持之甚严，辨取予甚力，不取虚美，不逐世法，独行己志。”挥敬有父作风，无论上司褒贬，或他人谤议，都泰然处之。在瑞金任上，有人以千金贿赂以求脱罪，被峻拒。后被人诬告下属诈财失察而罢官。浑敬自幼从舅氏郑环学，持论能独出己见。认为读书穷理摄心专气是为文之本，写作要具备才能，这样才可“通难知之意”，“达难显之情”。治学不守汉宋门户，旁采诸子百家之说。为文笔势放纵，词意深厚，著有《大云山房文集》。他的哲学思想比桐城派高明，如《三代因革论四》讲到井田的破坏时说：“夫法之将行也，圣人不能使之不行；法之将废也，圣人不能使之不废。”已意识到不论什么人都不能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道理。论述治与乱时说：“彼诸儒博士者，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，敢于以古昔而怯于趋时势，笃于信专门面薄于考通方，岂足以知圣人？”议论精辟，使人耳目一新。因为恽敬、张惠言均以古散文著称，和他们通声气、相激扬的陆继铬、董士锡、李兆洛等均是阳湖（今常州市）人，故世称阳湖文派。光绪元年缪荃孙遵张之洞之嘱编《书目答问》时，在集部将阳湖派与桐城派并列，才正式立名于世。